●岩 风
一
已近清明，七星湖一派安宁，油菜花、桃花、映山红点缀湖岸人家，有零星的鸟鸣、蝉鸣声落在某一处深谷里。物事正蓬勃生长，而这里的春耕还没有真正到来，不见农事。
七星湖的水位很低，淹没在水底的村庄有几处宅基地浮出水面。这是全省水域面积最大的湖，一个叫高才坂的村庄整个被淹没，十多年前，大部分人家移民到县城，少数人不愿意到城里，往高处搬迁，留下300多人口。
父亲告诉我，刘曰鸿老宅基就在对岸湖边，那儿长满了野草，一片葱绿；汛期到来，刘曰鸿的家就被淹没了，也许要好多年，经历这样无数个月的大旱，才浮出水面。父亲退休前，参与高才坂移民工作，知道这里一些粗线条的历史。而这样的历史，在县党史室收集的著书里，大抵都有，我想知道更多细节，能触摸到的就这好不容易浮出水面的刘曰鸿家的一片绿草地，似乎与他见上了一面。
村支书、妇女主任带我们参观了县里在此修建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，里面展出的资料，我大抵清楚。我问他们，当时成立的高才坂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曰鸿后人是谁？刘曰鸿当时家境情况？他们一概不知，均说，没听老人家说过。刘曰鸿仅以一个名词的方式，留在史书里。我与父亲一无所获，回来路上，还是听那蝉鸣声不断，一生没有停过农事生活的父亲认为蝉鸣季节还未到来，可是这听到的真真切切。
又一个周末，我与父亲去了与高才坂相连的后坪村，当时村民吴乃倬是高才坂乡苏维埃政府赤卫队成员。村里老人告诉我们，族谱里记载到吴乃倬这一代就断了，移民前，吴乃倬房屋还在，现已淹没，房屋拆除了，当时与其相邻的老房屋内均写有红军标语，如今不知遗失何处，吴乃倬有否后代，后人是谁，均不知。至于刘曰鸿是什么人，他们也没听说过。只听说，新中国成立前，这儿常有土匪出没，有人被抓到德化县尤床，因无钱赎回，被杀了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其妹妹经多方努力指认，才捡回尸骨，回乡安葬。
1934年7月24日上午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种德堂门口广场召开群众大会，宣传共产党政策，讲明工农红军的性质和这次奉命北上抗日的任务，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，打倒土豪劣绅，清算地主老财。同时，大会宣布成立高才坂乡苏维埃政府，刘曰鸿任主席，并组建了地方武装——高才坂赤卫队。会后，红军开仓分粮，并镇压了6个反动分子，高才坂青年张芳田、刘月山、刘必道、刘初接等13人参加红军并担当红军的向导。以上，来源当地的党史记载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攻打下大田县城后，共有6000余人兵分三路，前往高才坂会合，在高才坂前后住了三天。
退休教师刘明华是我初中物理老师，对老家高才坂历史文化颇有研究。他做过一些乡野调查，对刘曰鸿的情况也知之甚少，只听闻，当时发洪水，红军得到刘曰鸿帮忙，找绳索、招呼村民拆来门板，架浮桥过了河。其他细节，亦不知。听闻我写此文，刘老师很高兴，认为这是老家非常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。刘老师请来了一位老人。在移民前，晨起日落，老人喜欢到村里的店铺落座聊天，听到村里的故事应该比较多。老人确实听闻很多，他告诉我，哪怕是下雨天，他也雷打不动，晚饭后到店铺坐坐的。我提醒他，这刘曰鸿一定有些文化的，否则，红军不会推他当主席。老人绘声绘色地说：后来，刘曰鸿被土匪抓住，他抓住时机跳到大河里，脚中了一枪，仍然泅水过了河，到了河滩，肩膀再中一枪。亲人们把他抬到城关一家医院治疗。那时哪来的公家医院，医生不肯下好药，治了20多天不见好转。是因刘明华老师祖父从福州写了一封信回来，医生才真正上心，治好后，刘曰鸿拄着拐杖回到老家，这命可是从阎罗王地府捡回来的，高才坂人欢呼雀跃。
刘曰鸿后人呢？在县里某机关工作，他一口否认祖父当过苏维埃政府主席，祖父新中国成立后过世，他没听说过此事，这个功劳，要不得，不是就不是。
无所不知的老人继续告诉我，那时村里有两个刘曰鸿，另一个刘曰鸿小女儿叫刘七妹，嫁到梅山乡黎坑，关于这家刘曰鸿有什么故事，老人也没听说过。
刘七妹老人今年80岁了，近年来身体不大好，搬进了县城与儿子同住。刘七妹说，她不知自己父亲到底叫什么名字，但他被土匪抓走打死一定不可能，父亲过世时，她六七岁样子，知道父亲是病死在床的。刘七妹丈夫回忆，有听说，岳父会说点普通话，对对子厉害，岳父家里饭桌上，随时有家酿的土烧酒，至于多少富有，他也不知道。家里养有耕牛，岳父舍不得把一头长着白鼻子的牛卖掉，后来家庭败落，因是出了这头牛精。刘七妹丈夫只知这些，岳父有没文化，参不参加红军，当有没当什么主席？他也不知道。
刘七妹一身病痛，她说，小时候吃尽苦头，父亲过世后不久，大哥也过世了，她一度吃百家饭，多亏了改嫁到本村的大嫂，把她带大起来，大嫂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过世了。一说，老人就泪眼模糊了。
刘七妹说，红军是来到我们家了，我们家一锅的地瓜熟了，香喷喷的，他们一听到号声，立马集合去，一下了无踪影。她的儿子打断了话，母亲可是老糊涂了，红军来时，母亲还没出生呢，哪来的一大锅香喷喷的地瓜？老人立马噤若寒蝉。
气氛有些尴尬，我不再打扰老人家，与他们告别。
二
我老家与高才坂同一个乡置。我的老家那河称坑沟小溪流，儿时知道高才坂那儿有一条大河，有急流险滩，父亲年轻时见识这河流的厉害。村里的木头运到高才坂，从这儿放木排水运到福州，一次下滩，后一节木排断了，直接从头顶呼啸而过，父亲被甩到河崖，险些丢掉性命。我是念初中时，去高才坂同学家才见到这条大河，河岸树木森然，岩崖险峻，长河咆哮，留下非常深刻记忆。现这儿“高峡出平湖”了，山影绿树倒映其间，湖岸春光烂漫，芳香扑鼻，仿若一阙“杏花春雨江南”。
刘明华老师是热爱家乡的，他在一次酒后，拉住我聊自己的家乡：我们老家高才坂在大田、德化、尤溪三县交界地，大田县境内的均溪、仙峰溪、湖美溪和德化县梧村溪汇合后，流到高才坂，这河流水量充盈，河床宽阔，古称“扬溪”，扬溪下游连接尤溪，到尤溪口汇入闽江。明嘉靖14年（1535年）大田置县之前，高才坂属南剑州尤溪县三十都。宋元明时期，水路交通发达，高才坂码头上游可达大田县城，下游可通尤溪、福州。高才坂是当时的水运交通枢纽，是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，据《读史方舆》卷九十七记载：“高才坂镇，元置高才坂巡司，明因之”官府派官兵30名驻守。
每每聊起高才坂过去，刘老师都一番感慨。“没菜配海带，没汤吃紫菜。”当地都这样流传，说建县时，有考虑县城建在高才坂，后与小田村以当地河水之重量争高下，小田村在水里偷偷加了盐，高才坂才输了。高才坂有地名谓之上铺子、下铺子，其房屋商铺林立，若是下雨天，人在其间行走，可以不撑伞，这繁华的码头商铺，可谓鳞次栉比。
相传，清代，高才坂同时出过18个秀才，因之一度繁华。高才坂人下福州学习、经营、打工者多。和平年代，这儿必然多了一份与福州的文化、经济关联。在乱世，因其毗邻三县，成了边境，高才坂又相对富有，村庄时常有境外土匪来袭，成为是非之地，人人自危，民不聊生，也有族姓不愿在此继续待下去，移居外地。
大田民国时的县志有记载，民国六年夏，外匪百余人窜入高才坂，焚民房34座，乡民合力抵拒，4人被击死。刘老师说，1937年秋，土匪再次卷土重来，攻入高才坂，一天之内焚毁民房48座，劫掠大量粮食、牲畜等财产。为抵御土匪来袭，高才坂人有习武传统，那些在与土匪斗争中牺牲者，可葬祖坟边上，以示敬重。
老人们说还有什么十九路军的，老百姓也分不出来是军是匪，看到扛枪的大部队到来，都扔下手中的活，往山上跑。刘老师说，新中国成立前，我们高才坂人，吃了太多苦头。
三
父亲告诉我，他小时候听说过，红军前往高才坂，路过我们村，山上的田埂被队伍全踩烂了，在田里耕种的人，躲在树林子里，见到队伍之壮观，着实大开眼界。长年生活在山里，见到如此多的外乡人光临，下山来，唏嘘着这一场盛事。那样一场别开生面的往事，成为村庄之荣耀，代代相传，我小时候亦听说过，但故事没有一个细节。
为了写成此文，我与父亲两次到高才坂，均无收获，有些沮丧。回来路上，父亲回忆，他小时候听曾祖父说过，红军到来那天，发大洪水，高才坂人以为又是匪军前来侵犯，又过不了河，窝火憋气，有好事者故意朝天空放了几枪，挑逗对方。父亲说，红军本来不想过河，看到此情况，就下决心过河了。是否真有此事，无从考究。
刘七妹说，大哥过世后，大嫂改嫁，怀抱着孩子，这孩子就是她的侄儿，名叫刘宣扬。刘宣扬年过七旬，住在移民到城里的二儿子家，他颤抖着手，给我倒水喝。他想了想，不对，就让妻子拿一泡茶来，倒入保温杯里，泡出一杯茶来。他只听母亲说过一次自己的家事，那是在姑姑刘七妹出嫁那天，当时他还小，问母亲，这姑姑怎么会在我们家出嫁，她比你小，你怎么管她叫姑姑呢？母亲告诉他，爷爷是在一天夜里，土匪直奔他们家，把爷爷杀了，并威胁，此事不可张扬出去，否则杀了他们全家。一次发大水，红军来到他们家，爷爷为人诚实，捐出了麻绳、门板，帮助红军泅水搭浮桥，到了对岸。村子里的人都跑光了，是爷爷敲锣把村民召唤回来的。爷爷勤劳耕作，手脚长满老茧，会说点普通话，可以与红军交流，被红军信任。红军离开时，还拿些财物给爷爷，让他分给没衣服穿的、最穷苦人家。
老刘妻子也在旁边认真听，她说，她婆婆一生少言寡语，上世纪80年代初过世。老刘说，他就知道这些了，至于自己父亲是怎么过世的，他也不清楚，爷爷的墓地在哪，也不知道。这些都过去了近百年了，你这位作家还问这些做啥？
一个秘密，被他们集体隐藏着。直至如今，断了线索，无从记忆。2009年，县党史室做过一次对高才坂乡苏维埃政府情况进行调查了解，那时村里有3位90岁以上老人进行回忆。故事大多如此，红军开大会，写标语，当时，以高才坂乡苏维埃政府名义，镇压枪毙了6个反动分子，其中1个是桃源的，4个是县城的，1个是本乡的。北上抗日先遣队北渡闽江后，红军首长赠送给高才坂乡苏维埃政府2把短枪和5把长枪，由刘景树、张芳田等13名向导回归时带回高才坂。红军鼓励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曰鸿组织赤卫队和民众，与白匪、土豪劣绅坚持斗争。高才坂青年贫农刘廷献、刘六一、张芳田等3人报名参加红军，去后杳无音讯。而如刘景树者，亦不知其后代是谁，其魂归何处。
在高才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，记录高才坂民众自编的一首红军歌谣：六月十一作水灾，六月十二红军来；乡民开始不知情，男女老少都躲开。曰鸿敲锣讲明白，排除民众心头霾；得知红军大好人，各个贫民回家来。又杀猪来又杀羊，慰问红军自己人；同吃同住互不犯，好像兄弟一家人。红军标语刷满壁，打倒土豪分田地；农会团结有力量，建立高才苏维埃。父亲说，六月十一作水灾，六月十二红军来。这句歌谣，他小时候也听过，至于后边的句子，想来是今人所编。
刘曰鸿到底有怎样的故事，不得而知，据刘七妹的回忆，推算刘曰鸿应该是在1947年前后被杀害，于红军离开高才坂后第13年，而这13年发生了什么，刘曰鸿到底被谁杀害，无从细考；想来，名叫刘清隆的刘曰鸿儿子，亦被他人所害。而刘七妹坚持说，自己的父亲和哥哥都是自然病死的。
四
突如其来的一次大洪水，在短短两三天时间里，高才坂乡苏维埃主席刘曰鸿及其组织成员，一夜间获得一种职务，拥有了一个组织，经历着人生大变革，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高才坂后，一路北上，悲惨壮烈，而作为失去了上级组织领导的高才坂乡苏维埃政府，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继续存活下去，我们知之甚少，甚至可以说，完全不得而知。
其实，他们也是普通人。我父亲说，有听闻，给红军当向导的两位高才坂人回来说，红军到了尤溪县樟湖坂，打了一战，他们个个无畏枪林弹雨，冲锋在前。见此战争场面，把两位向导吓坏了，他们完成使命后，立刻返回高才坂。而刘曰鸿是否按照红军首长的指示，在当地继续领导武装斗争，怎么斗争？高才坂当地的老人们没有听闻任何故事。他们说，也不知刘曰鸿是谁家的祖上，猜想红军走后，只能继续耕作为农罢了。
大田县在1929年初建立了中共大田特别支部，关于这个支部，党史记载很少，仅三两行字。1937年2月，大田县组建中共武陵小学支部，这个支部主要成员后来成为中共闽西北特委组织领导者，他们虽然是地下秘密活动，党史记载比较详细，我父亲也听闻很多关于他们斗争的故事，这个组织，经历龙门战役那次公开战斗，在1946年前后，主要成员牺牲很多，大田的党组织式微了。
高才坂乡苏维埃政府组织者们，如是刘曰鸿，他会找到党的组织吗？在红军离开后，他经历着怎样的思想煎熬，他们是否在某一个夜里，秉烛而谈，相互取暖，等待着红军再次到来，等待着上级组织的消息。如是刘七妹记忆，刘曰鸿应该是在1947年前后病死，那时，正是大田党组织被血腥洗礼、悲壮而歌之时；刘曰鸿是不是被土匪所害，还真的说不清楚，还有之后不久突然去世的刘曰鸿长子；刘七妹说，她还有一个二哥，被大河水淹死。刘曰鸿父子之死，如是刘七妹所言，真是病死、落水而亡吗？不得而知。因为，所有的高才坂人，包括刘曰鸿的后人，都集体沉默。直至如今，他们是真的不知，还是知而不言？仍然是个谜。